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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建構

      來源:數字報2020-09-09 0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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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王思斌

        內容提要:我國的反貧困已經進入后脫貧攻堅期,面對貧困群體走出絕對貧困但可能返貧的風險,在后脫貧攻堅中要關注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的建構。經濟—社會韌性是在經濟狀況下行和面對經濟困境時,貧困群體所具有和表現出來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關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壓力、穩住心態、并尋找機會走出困境謀得發展的內在的和行動的特征。它的建構需要在脫貧過程中積累經濟韌性,建構社會韌性,激發貧困群體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并使它們結合起來。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建構應該成為后脫貧攻堅中反貧困行動的重要內容,反貧困政策實施者和社會工作者在其中應該發揮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進行開發式扶貧,還是近幾年開展的脫貧攻堅,都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的反貧困斗爭的偉大實踐。2015年以來,中央動員全國力量開展的脫貧攻堅戰更是反貧困攻堅拔寨的關鍵時期。距2020年我國實現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的目標只有一年時間,中央也已提出“及早謀劃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完成后的戰略思路”??梢岳斫?,2020年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之后,我國的貧困問題并沒有徹底解決,這就提出今年以至更長時間內貧困群體如何走出貧困和持續發展的問題。本文把這一階段稱為“后脫貧攻堅期”,并從反貧困可能遇到困難的角度,運用經濟—社會韌性的分析視角,討論貧困群體如何應對困難,走向持續發展。

        一、后脫貧攻堅中反貧困成果的持續及挑戰

        (一)后脫貧攻堅期及反貧困問題

        “后脫貧攻堅期”是本文為了論述問題而使用的一個概念。像社會學中提出“后工業社會”“后現代”等概念以描述某一時代或階段基本的經濟社會特征一樣,本文出于研究問題的需要,提出“后脫貧攻堅期”的說法?!昂竺撠毠云凇笔且粋€時間(或時段)概念,指的是中央提出的“脫貧攻堅戰”的后期,也是指“脫貧攻堅戰”結束后的一段時間。從內容上來說,它既指脫貧攻堅這一階段臨近結束的時段,也是脫貧攻堅結束后的持續反貧困時期。顯而易見,“后脫貧攻堅期”反映的不是一個精準的時間概念,而是指與貧困群體的脫貧密切相關、具有反貧困意義的經濟—社會時間。本文使用這一概念,并不是為了標新立異,而是基于這樣一種事實和可能:隨著脫貧攻堅任務的完成,貧困群體是否能穩定脫貧、走出貧困、逐漸走向富裕還是一個沒有真正解決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從開始脫貧攻堅時、從當下做起,而且在貧困群體按現行標準脫貧后,還要做很多工作。由于當下脫貧攻堅與脫貧后的活動具有連續性,所以本文用了包含兩個時段的“后脫貧攻堅期”的概念。更具體一點說,“后脫貧攻堅期”是貧困群體即將面臨脫貧和實現了現有標準脫貧但是沒能實現穩定脫貧的階段。如果對于貧困群體來說“后脫貧攻堅期”是一個特殊的發展階段的話,那么它會與如下一些重要問題相聯系:貧困群體是否可以實現穩定脫貧?他們如何面對相對貧困的處境?按現行標準脫貧后他們有持續走出貧困逐漸致富的能力嗎?在經濟社會形勢面臨新挑戰的情況下,貧困群體如何沉住氣、尋機會,走向持續發展之路?所以,“后脫貧攻堅期”是貧困群體的脫貧期,是他們走出貧困、獲得新的發展的成長期,也是他們可能遭遇成長困難、出現返貧的風險期。本文從風險和困難的角度分析問題,力圖從困境中找到穩定脫貧和持續發展之途徑,基本理論視角是實現有韌性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反貧困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進入新世紀特別是2012年以來,中央更是加大了反貧困力度。為了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莊嚴承諾,切實改善民生,2015年出臺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將7000多萬農村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艱巨任務提到全黨全社會面前;鑒于脫貧攻堅取得的成就和面對的最艱難的任務,2018年又發布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對2020年如期完成脫貧攻堅任務做了細致、有力的部署。按照中央部署,到2020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完全脫貧的目標是能夠實現的。

        當然我們也應該看到全面脫貧問題的艱巨性和反貧困的長期性。一方面是脫貧攻堅后期剩下的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較深、脫貧難度更大;另一方面,他們按現有標準脫貧后如何鞏固脫貧效果,持續脫貧而不致返貧,也是需要思考和研究的問題。做這種思考的理由比較簡單:一是實施脫貧攻堅以來的貧困人口的貧困程度較深,真正走出貧困并不那么容易;二是其中有些貧困者走出貧困的愿望不強烈、內在動力不足;三是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地理和生態環境以及政策檔口期對他們在經濟上走出貧困不太有利;四是日益嚴酷的市場化競爭繼續在將他們向邊緣地位擠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情況下,他們的弱勢地位有可能會更加嚴重。從反貧困的發展規律來看,這些新脫貧的人群基本上會走出絕對貧困而進入相對貧困狀態。怎樣使這一群體跟上趟、不掉隊、不返貧,既是這一群體關心的問題,也是政府和社會特別關注的問題。

        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關心反貧困效果的時效性和持續性問題?!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就提出,要“切實提高扶貧成果可持續性,讓貧困人口有更多的獲得感”?!吨泄仓醒雵鴦赵宏P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更加注重幫扶的長期效果……做好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銜接,對摘帽后的貧困縣要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鞏固發展成果,接續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生活改善……抓緊研究制定2020年后減貧戰略?!绷暯娇倳浢鞔_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我們將消除絕對貧困,但相對貧困仍將長期存在。到那時,現在針對絕對貧困的脫貧攻堅舉措要逐步調整為針對相對貧困的日常性幫扶措施[1],這些政策和論斷都是十分重要的。筆者以為,對脫貧攻堅或反貧困持續性效果的政策性研究必須盡早開始,必須把當前的脫貧攻堅和反貧困行動與其效果的持續性、發展性密切聯系起來,必須把它們看成是一個包含經濟、社會、文化、心理等因素的行動過程,發揮政策優勢,同時切實將貧困群體的內在動力激發出來,以實現脫貧攻堅和反貧困行動的預期效果。

        (二)后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可能遭遇的挑戰及加強能力建設

        隨著國家經濟的整體發展,尚未脫貧和剛剛脫貧群體的經濟狀況也會得到發展,但是這一群體在發展中也可能會面臨許多壓力、遭遇種種挑戰,從而使期望的、穩定脫貧和持續發展目標受阻,這也正是政府和社會所擔心的。這些挑戰主要來自如下一些方面。

        第一,該群體的低收入、弱財產狀態。尚未完全脫貧和剛剛脫貧群體的家庭資產和收入基本上處于低水平,在需要進行生產性投資和必要的生活支出方面,仍可能處于捉襟見肘的狀態,這使他們面臨返貧威脅。

        第二,可以用來支持自己發展的環境脆弱。貧困群體完全、穩定地走出貧困需要一定的環境條件支持,雖然脫貧攻堅和反貧困以來他們所處的環境有所改變,但是來自環境的壓力還是十分明顯的。一方面是脆弱的自然資源環境、不利的社會地理環境,另一方面是嚴酷的市場競爭環境,天災人禍和市場震蕩都威脅著他們的穩定脫貧。

        第三,基于經濟能力和文化的內在發展不足。雖然長期以來政府強調扶貧扶志,但是由于文化的原因和經濟能力孱弱,會有為數不少的尚未脫貧者和剛剛脫貧者完全依靠自己走出貧困的能力不足,否則,反貧困和脫貧攻堅也不會這么艱難。

        第四,政府強有力支持的撤出。在全國大力脫貧特別是實施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得到了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有力支持,中央更是動用“超常規舉措”推進脫貧攻堅。脫貧攻堅結束后,這樣及時和有力的支持會撤出,這可能會使貧困群體產生相對剝奪感,從而可能會給剛走出絕對貧困者以“失去支持”的威脅。

        第五,貧困家庭資產增加、收入增加放緩的心理效應。由于得到政府和社會力量的支持,近些年貧困群體生活改善的速度是比較快的,這也給許多貧困群體以正面的鼓勵。脫貧攻堅結束后,隨著政府強有力支持和社會力量的撤出,貧困群體增收、生活改善的速度可能會慢下來,這種“放緩”也可能引起剛走出貧困的群體的負面心理反應。

        總的說來,對靠外部支持走出貧困和剛剛走出貧困、自我發展能力不強的群體來說,可能面臨著不可忽視的挑戰。為了減少這些群體返貧的可能性,除了制定適宜的經濟—社會政策對他們實施持續的支持之外,還要致力于增強他們自身的能力。貧困群體徹底走出貧困、走向持續發展需要多種“可行能力”[2],既包括通過勞動獲得經濟收入的能力、在市場經濟中進行投入—產出理性判斷的能力,也包括合適地配置自己的資產和資源進行再生產的能力,形成適宜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的能力,還包括他們在面對順境或逆境時所應具有的理性、定力和素質。

        關于脫貧攻堅后對脫貧群體的繼續支持問題,黨中央、國務院正在考慮制定相應的政策,包括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相銜接、實施社會保障兜底等。但明顯的是,像脫貧攻堅期那樣、用“超常規舉措”對脫貧群體予以如此強有力支持的做法已不可能再持續。這就是說,剛剛脫貧群體可能面臨“返貧”風險。除了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外,本文從面對“返貧”風險的角度,從增強貧困群體能力、特別是增強其社會、心理能力的角度出發,通過闡釋經濟—社會韌性的概念,探討貧困群體走出貧困、走向持續發展的可能性。

        二、建構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含義和意義

        (一)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的含義

        本文面對的是在反貧困歷史上已經多次出現、在本次脫貧攻堅結束后也可能出現的貧困群體返貧的風險和挑戰問題。由于剛走出貧困的群體存在上述所說的經濟脆弱、環境不利、個人能力不足等方面的問題,因此,這一群體可能出現返貧。關于返貧問題,學者們已有很多研究。如何在該群體脫貧后能延續脫貧后期形成的良好勢頭,在外部支持和內在動力的共同作用下使剛脫貧群體克服困難、走出危機,本文從經濟—社會韌性的視角進行分析和闡述。

        在分析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和遭遇外部壓力但我國經濟仍然有不俗表現時,李克強總理用“中國經濟有韌性”[3]加以說明。對于中國經濟表現出較強韌性的現象,筆者曾用社會韌性予以分析,指出我國社會所具有的社會韌性是經濟韌性的重要支持因素。筆者曾指出,社會韌性是社會的結構性、各部分之間的連接性,是維系社會結構和發展的力量與特性。社會的韌性通過社會信心、人們的生存方式、社會關系等方面支持著經濟的韌性發展[4]。在筆者看來,一個經濟體在遭遇困境時的堅韌發展,不但與經濟因素有關,而且與社會因素或社會韌性有關,即經濟活動參與者有一種抵抗不利因素、支撐經濟頑強前行的特質。這種特質不是面對危局的孤注一擲的冒險,也不是基于一種僥幸,而是存在于經濟活動參與者以往的生產生活經驗、存在于其經濟活動結構、社會關系結構之中,也存在于社會文化和心理結構之中的具有一定結構性、經驗性和穩定性的行為特征。社會韌性的核心主要不是基于自己的優勢經濟實力,而是在經濟呈現下行趨勢、遭遇風險時,堅韌地抵抗這種趨勢、扭轉不利狀態并力圖獲得新的發展機會的行為特質。所以,社會韌性是在遭遇逆境時才表現出的,它是直面逆境、想方設法走出逆境的行為特質。當人們面對不利的經濟發展環境或形勢,將自己并不占優勢的經濟能力與經濟環境相比較,發現自己有某種優勢和發展的可能性,進而理性地決定抵抗不利環境的壓力時,就是社會韌性的表現。

        與經濟發展困境相關的人們的社會韌性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自己的生產—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它也是社會化的結果,也與對他人相關經驗的借鑒學習有關。與經濟發展困境相關的社會韌性是在不利的但又是在困境中獲得發展的生活實踐中形成的。沒有受過挫折的人是不會有韌性的,一受挫折即潰敗不振者也不會產生韌性。那些遭遇挫折但不服輸、通過自己的扎實努力獲得新的發展機會者有較強的心理韌性和社會韌性。當然,這里所說的韌性不是賭博式的孤注一擲,而是經過多次困境—反抗機制而形成的,它是以往經驗的積累和沉淀,并成為面對新困境的一種經驗。另外,這種韌性也可能與借鑒他人的成功經驗有關,與自己從前輩那里繼承來的群體文化、家庭文化有關。這樣,面對不利的經濟處境,社會韌性既是一種心理資本[4],也是一種社會資本。作為心理資本它與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形成的心理結構有關,作為社會資本它是一種在社會生活中形成的對社會情勢的理性判斷,它與以往的生活經驗、當事人所具有的社會支持網絡有關。社會韌性作為一種面對困境的、相對穩定的積極的行為和心理特征,實際上是人們的一種“性情傾向系統”[5]。在面臨經濟困境時,它常表現為冷靜觀察、仔細思考、在忍耐中尋找機會。

        反貧困離不開人們的經濟韌性,因為歸根到底,反貧困是以貧困群體的穩定脫貧為目標的,而在此過程中免不了會遭遇經濟上的不利處境。李克強總理從宏觀經濟結構和經濟制度方面闡述了中國經濟有韌性的理由,包括回旋余地、四梁八柱、政策紅利等。一些學者從制度改進的角度說明中國經濟韌性的制度性保障[6]。筆者認為,在脫貧攻堅和后續維持發展的過程中,貧困群體和家庭也要有自己的經濟韌性。這里的經濟韌性實際上是指在遭遇經濟困境時,能夠穩得住生產和生活、抵抗和忍受住經濟壓力,并在此過程中尋求走出困境、獲得發展能力所反映的特征。

        對于貧困群體來說,經濟韌性的載體是其基本的經濟基礎和處理這些經濟資源、維持生存和謀求初步發展的能力。首先,一定數量和質量的經濟基礎(家庭財產、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和經濟收入、量入為出的生活方式等)是形成其經濟韌性的必要前提。如果一個家庭的經濟是如此拮據,以至于沒有任何騰挪空間,那就難以產生經濟韌性。其次,處置或配置自己的經濟資源和生產、生活要素,把握和創造機會的能力,是經濟韌性的內在根據。如果在遭遇困境時不能有效地運用好自己的資源和可能的發展機會,家庭經濟狀況就可能會“隨波逐流”地走下坡路。所以,對于貧困群體來說,經濟韌性不但要有基本的經濟基礎,而且要有面對困境理性地決定自己經濟行為的能力,包括處理好生產和生活的能力。

        本文使用了經濟—社會韌性的概念,它指的是在經濟下行而遭遇困境時,經濟活動參與者要同時具有經濟韌性和社會韌性,由于經濟韌性與社會韌性密切相連,所以將其表述為經濟—社會韌性。經濟—社會韌性是在社會因素支持下的經濟韌性,也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的社會韌性,是面對經濟困境時經濟韌性與社會韌性的結合,是兩種韌性相結合而形成的應對經濟困境而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如果給一種界定,可以說,它是在經濟狀況下行和面對經濟困境時,貧困群體所具有和表現出來的、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關系方面的、抗拒外部壓力、穩住心態并尋找機會走出困境謀得發展的內在的和行動的特征。

        經濟—社會韌性有多種類型或表現形式,它由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的強弱組合而成,包括較強的經濟韌性和較強社會韌性,較強的經濟韌性和較弱的社會韌性,較弱的經濟韌性和較強的社會韌性,較弱的經濟韌性和較弱的社會韌性。由于經濟韌性與社會韌性的一定的相關性,我們也可以把它簡化為強經濟—社會韌性、中經濟—社會韌性、弱經濟—社會韌性三種類型,它們可以大略地對應于面對經濟發展困境的較強的反應能力、中等的反應能力和較弱的反應能力??偟膩碚f,經濟—社會韌性對處于不利環境和處境中的貧困群體來說是一種積極的因素。接下來,我們從經濟—社會韌性的角度來分析后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應對貧困壓力的問題。

        (二)經濟—社會韌性對于貧困群體的意義

        任何群體都可能在發展中遇到困境,因此,任何群體都需要具有韌性,而不是在困境或逆境下隨波逐流、走向垮塌。但是,對于有較強經濟能力和社會資源的群體來說,面對困境還只是一個克服困難的問題;對于正在走出貧困或剛剛走出貧困的群體來說,這種韌性就顯得更加重要,因為如果他們的經濟—社會韌性不強,在遭遇困境時就可能又回到貧困狀態。因此,貧困群體具有經濟—社會韌性的重要性比一般群體的重要性更大。還有一點是必須考慮的,即由于貧困群體的經濟基礎薄弱、社會資本不足、進取思想較弱,所以他們反貧困的經濟—社會韌性會弱一些,扶貧要扶志和扶智就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的。于是,對于正在走出或剛剛走出貧困的群體來說,有無經濟—社會韌性以及這種韌性的強弱,就關乎脫貧攻堅和反貧困行動的成敗。

        經濟—社會韌性作為一種內在的能力,對于正在走出或剛剛走出貧困的群體來說有多重意義。從理論上來說,這種韌性與心理學、社會工作上的抗逆力相關。按照塞勒比(Dennis Saleebey)的說法,抗逆力(resilience)是當個人面對逆境時能夠理性地做出建設性、正向的選擇,處理不利條件,從而產生正面結果的能力[7]18。但是,本文所說的韌性更強調人們內在的行為特征,強調它的結構化、制度化行動取向。另外,經濟—社會韌性不只是像心理學那樣主要強調心理反應,而是也看重經濟因素、社會結構因素對人們反抗逆境的作用。

        對于貧困群體來說,經濟—社會韌性不但是抵抗不良環境的力量,也是他們在困境中進行忍耐性生存以尋求機會的特征,還是一種潛在的發展力。它將伴隨貧困群體走出貧困、走向持續脫貧的全過程,因此具有重要意義。

        三、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建構

        對于經濟基礎薄弱、社會資本不甚豐厚的貧困群體的脫貧和持續脫貧來說,其經濟—社會韌性有時是難以完全分割的,為了分析上的方便,本文還是先將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分列開來,然后再進行綜合性的討論。

        (一)貧困群體發展的脆弱性

        在脫貧攻堅和制度化反貧困過程中,家庭和外來扶貧者的主要目標是家庭收入的增長,在強有力的外部支持下,貧困家庭的收入增長似乎也不成問題,但是在“扶志扶智”方面常常較軟。這既有貧困群體文化方面的問題,也受扶貧者定期脫貧指標任務的約束——工作人員更多地將精力投向看得見的經濟收入增加。這本無可厚非,但是對于持續脫貧和走向發展來說這種做法也可能衍生不利后果。

        實際上,貧困群體依靠外力在短時間內走出絕對貧困后,還可能會遭遇另一種形式的“困境”,即來自外部的直接經濟支持減少,或貧困群體的經濟活動并不那么樂觀。典型的是,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產業結構調整中,貧困群體依然會處于經濟社會生態系統的弱勢地位[8]。在家庭經濟收入不像脫貧攻堅期或制度化反貧困進程中那樣靠外部支持可以較快增加時,貧困群體就可能會出現“相對剝奪感”,這是一種縱向的自我比較,是財產和收入的增長率方面的比較。如果是這樣,面對強資本和高技術結構主導的市場經濟,他們在持續脫貧或謀求發展時就可能出現一定程度、某種形式的“退行”,即他們自我反貧困、謀求發展的動力變弱,甚至出現無力感,持續下去就有可能再次跌進貧困陷阱。

        “退行”(或“退化”)(regression)是人們在取得一定程度的發展后,面對新的困境而出現的、退回到原來的思維和行為狀態,進取意識和克服困難的行動弱化的現象,也是原有的、不太積極的態度和行為未能發生真正徹底改變、遇到挫折就滑向原來狀態的現象。弗洛伊德把“退行”看作是心理上的自我防衛機制[9]。實際上,“退行”現象有更多的發生領域。在扶貧或脫貧攻堅領域,對由強大外力推動脫貧攻堅、促使貧困群體走出絕對貧困的實踐過程來說,如果貧困群體未能建立起強有力的反貧困信念,也得不到新的支持,這種“退行”是有可能發生的。貧困群體的“退行”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表現,輕的表現為面對困境的束手無策,抗逆力不足;中等的表現為甘于受強勢不良環境的左右,進取心弱;重的則表現為回到原來的生活狀態,消極無為、甘于貧困。真正的脫貧攻堅和反貧困應該盡可能避免貧困群體“退行”現象的發生,其中一個重要措施就是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

        (二)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要素的建構

        正像貧困現象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一樣,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也要從多個方面來建構。下面我們從經濟、社會、文化和政策等幾個角度進行闡述。

        1.在脫貧過程中積累經濟韌性

        要使貧困群體走出絕對貧困狀態和持續脫貧,必須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一方面,脫貧是由一定的經濟指標來衡量的,它必須達到一定的水平(比如高于2011年貧困線);另一方面,一個家庭要真正脫貧和持續脫貧,需要相對穩定的經濟狀態。如果是即時性脫貧,那只需要在某一時點上超過貧困線就可以。如果是穩定脫貧,就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持續地將家庭人均收入穩定在貧困線以上。在后一種情況下,家庭財產或相對穩定的經濟收入就會成為家庭經濟狀況持續改變的基礎,在面對經濟環境壓力時它就可能表現出某種韌性特征。貧困家庭的經濟韌性不但與其財產和收入的總量有關,也與其結構有關。前者要求貧困家庭能夠逐漸積累起越來越多的家庭財產,有比較穩定的收入來源。對于后者,則要求收入來源的相對穩定性和面對沖擊時收入來源的多樣化。這樣的家庭經濟狀況和結構會有較強的韌性。

        除了上面所說的收入因素外,還需要考慮家庭的經濟支出方式。如果有了收入就吃光花凈,那就不會有經濟韌性。如果能建立起適宜的財產支出方式和生活方式(俗稱“過日子”),就能逐步積累起資產、“逐步滾存”,就有了一定的韌性。這就是說,要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韌性,要從生產和生活兩個方面著眼和入手,既要增強其獲取財富的能力,也要通過合理的生活方式促進家庭財產的積累、提高家庭的經濟韌性。要提高貧困群體的經濟韌性,就要借助改善的外部條件增加自己的收入,爭取形成相對穩定的收入來源結構,進而形成一定的抗風險能力;同時要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能力——包括對家庭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掌握有用的生產知識與技能等;還要對相對成功的經濟實踐有理性的、正面的總結,增強成就感和能力感;另一方面還要形成合理的消費模式,形成合理的生產—生活方式。這樣,即使發生了不利的經濟困難的沖擊,貧困群體也能夠相對理性和沉著地面對問題,并聚集力量、尋找機會、走出困境。

        2.社會韌性的建構

        人們的社會韌性主要包括理性的自信力、信念和智識、面對困境的不屈精神,以這些過往的成功經驗和對挫折的反思為“物質基礎”,同時也與群體文化、其所具有的社會資本或社會支持網絡密切相關。扶貧要扶志和扶智(或增智)是增強貧困群體社會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脫貧攻堅和扶貧過程中,要提高貧困群體的脫貧志氣,要對其智力進行社會性轉化,使其形成理性的、有前瞻性的、比較樂觀地看待問題的慣習。既不回避眼前的困難,又能從大的發展規律和趨勢中看到對困難進行轉化的可能,形成對經濟困境的抗爭精神。在這方面,來自政府的制度化的支持以及社會支持網絡的建設十分重要。

        貧困群體的社會韌性的形成和強化常常與經濟上的成功聯系在一起,持續的經濟上的成功(貧困群體收入的增加、經濟收入的穩定獲得、家庭資產的積累等)有利于人們形成積極的行動取向和抵抗困難的意志。當然,這種積極的行動取向和抵抗困難的意志一定與他們在困境中的奮斗、在遭遇挫折和困難時能成功克服相聯系,因為一帆風順常常不會產生抗逆力和韌性。社會韌性的強化也與社會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的實施直接相關,與社會支持網絡的建設相關。如果貧困群體在遇到自己難以克服的困難時能夠得到政府的經濟—社會政策的支持,能夠得到來自社會包括合作群體的物質、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持,他就會更多地形成能力感,就有益于形成抗逆力,并形成社會韌性。

        3.貧困群體文化中積極因素的激發

        在反貧困領域有一種流行的看法是值得分析和辨明的,即許多人把貧困群體的貧困狀態歸結為他們在文化上的不思進取、甘于貧困、消極等待,總之是完全負面的評價。有人甚至把“扶貧扶志和扶智”簡單地理解為就是要改變貧困群體的落后消極的脫貧心態和“等靠要”心理。實際上,這種看法是片面的。試想,那些長年生活于貧困之中的人們何嘗不愿意走出貧困、過富裕的生活。實際上是惡劣的外部環境壓抑了他們的自強努力。進一步說,如果貧困群體的文化中沒有任何追求發展的基因,何以能只靠外力而使他們持續脫貧。所以,在貧困群體的文化中發現積極進取的因素,創造條件使這種積極進取的因素發揮作用就十分重要,這就需要“優勢視角”。優勢視角不是要把人們的缺陷看成優點,也不是要忽視創傷、問題、疾病和逆境,而是要在他們的行動中發現積極的因素[7]28。具體到本文所討論的貧困群體,我們要看到和重視他們的積極因素:一是他們有脫離貧困的愿望甚至是強烈愿望,這可以促使扶貧力量與貧困群體合作協同,為走出貧困而努力;二是他們被困境壓抑而形成的消極心態是可以積極轉化的,可以成為脫貧的內在動因;三是他們的貧困生活經歷可能會對經濟下行有較強的忍耐力,從而在忍耐中積聚力量、伺機再起。

        簡要說來,要使貧困群體真正脫貧、持續脫貧進而走向發展,需要在多方面強化他們的韌性,這既是脫貧的基礎,也是他們走出絕對貧困、自己面對各種經濟社會環境所需要的。

        四、在反貧困實踐中建構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

        (一)在反貧困實踐中注重經濟、社會和人的發展

        人們的韌性何來?當然是來自人們的實踐。心理學在分析抗逆力時關注文化和社會化兩種因素的重要作用,前者是以往人們生活經驗的積累,后者是人們親歷的社會生活和實現自身發展的過程。關于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的形成,我們也要看到群體文化和反貧困實踐兩個方面的影響。在當前的脫貧攻堅和反貧困實踐中,重要的是通過提供外部支持、激發貧困群體走出貧困的積極因素,在共同的實踐中增加貧困群體的經濟收入,并進一步強化和鞏固貧困群體的發展能力和抗逆力。這樣,在順境中貧困群體可以依靠增強的能力使自己的經濟狀況獲得持續改善;在遭遇逆境或發展條件不利時,他們可以依靠抗逆力、有韌性地生產和生活,等待時機、謀求發展。這樣,在共同的反貧困實踐中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就十分重要。

        要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發展學的綜合發展觀與社會工作方法是有效的。發展學把反貧困看作是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人的發展的整體實踐,改善貧困群體的經濟狀況、他們的社會支持體系的建構與其能力增長和觀念改變是一體的[10]。對于社會工作來說,幫助貧困者走出貧困,不但是“授之以魚”,還要“授之以漁”,是要在改善其基本生活狀況的過程中,改變其不適當的觀念、增強其能力、實現人的發展。在反貧困特別是后脫貧攻堅實踐中,需要對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給予充分的重視。這一方面是因為在以往的脫貧攻堅和反貧困行動中,輸血式的、以增加貧困群體的經濟收入為目標和任務的做法相當普遍,另一方面就是缺乏對貧困群體的主體性對待。當脫貧攻堅即將結束,走出絕對貧困的群體要自己面對并非良好的自然和社會發展環境及強大的市場壓力時,必須充分認識他們的主體性地位和角色。

        那么,怎樣在后脫貧攻堅中建構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呢?這里就脫貧攻堅后期和脫貧攻堅結束后兩種情況作簡要闡述。在脫貧攻堅后期,第一,仍然要開展精準扶貧、找準問題、找對增收門路、增加收入,這是反貧困之根本;第二,要考慮貧困群體發展經濟、增加收入的持續性和結構性,這會增強他們的經濟韌性;第三,在扶貧力量與貧困群體合作協同獲得經濟上的成功(甚至是受挫)時,要共同總結經驗和教訓,這一方面可以推進后面的反貧困進程,另一方面也幫助貧困群體積累經驗,這對于他們后來獨自面對或順或逆的經濟發展環境十分重要。把上述這些統合起來就可能建構起基本的經濟—社會韌性。在脫貧攻堅結束以后,要對走出絕對貧困的群體予以持續的經濟—社會政策支持,包括實施向這一群體傾斜的開發政策、以社會救助為核心的社會政策,也包括促進其社會支持網絡(如經濟合作組織)的建立,幫助其與市場的有效銜接,加大對這一群體的知識和技能培訓,增強其“可行能力”,等等。這些都可以間接地增強他們的發展能力和經濟—社會韌性。需要注意的是,不論前一階段還是后一階段,參與脫貧攻堅和反貧困的體制內力量或社會力量,都必須有明確的、把貧困群體當作主體的理念,必須有綜合的發展性思維。于是我們可以說,發展學和強調扶貧工作者與扶貧對象協同努力以及扶貧對象內在改變和發展的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對于后脫貧攻堅期的反貧困是十分重要的。

        (二)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建構模型

        前面我們對后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建構的必要性和要關注的問題做了簡單分析和闡述,實際上是要建構以生計發展為基礎、以經濟—社會—心理能力建設為內涵的韌性發展模式。這一韌性的建構是以貧困群體的生計改善為基礎的,又以其社會關系和心理狀態的建設為重要內容,并主要通過反貧困實踐過程形成。這一韌性的建構可以大略地表現為如下內容。

        表1 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建構模型及過程

        原有狀態 反貧困過程 理想成果狀態 韌性建構關鍵 韌性類型 ?
      經濟貧困 經濟扶貧,激發能力財產積累,經驗積累 走出絕對貧困可行生產模式 理性的共同實踐、經驗總結和內化,持續支持 經濟韌性 ?
      社會貧困 強化社會支持網絡 自強、互助 形成穩定的社會支持 社會韌性 ?
      文化貧困 扶志增智,積極轉化 反貧困的定力 誘導形成發展心態 心理韌性 ?
      救助缺失 建立制度,補齊短板 基本生活保障 政策整合并有效實施 持續政策

      上表指出了在反貧困和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建構的過程和內容。(1)作為起始狀態,貧困群體在經濟上是貧困的,而且由于自然與社會的原因缺乏發展機會,反貧困就是要激發他們的動力,發展經濟、增收減貧,這一階段的理想狀態是走出絕對貧困,獲得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在這一過程中要建構經濟韌性,其途徑是對經濟發展經驗的總結和對經驗的內化,即對外在共同經驗的內在化。在此過程中,來自外部的持續關注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2)在起始階段,貧困群體表現出一定的社會性貧困,其文化程度較低,反貧困的智識不足,缺乏新的生產技能,社會網絡狹小且內含社會資本不足。扶貧的重要工作是增能、增智,同時建立起一定的社會支持系統,加強貧弱群體的社會資本建設[11],使貧困群體有獲得支持感。(3)文化貧困表現為反貧困的內生動力不足,不主動尋求改變,有一定“等靠要”心態。在反貧困過程中要幫助他們建構起自強自立、積極進取的生活狀態。在此過程中,一要通過對貧困文化問題進行“治療”、挖掘積極因素、轉化消極心態,形成積極的韌性;二要通過成功的反貧困實踐形成新的發展型韌性,進而形成新的慣習——性情傾向系統。(4)在政策和制度層面,原來是社會救助制度的缺失,在反貧困和脫貧攻堅中要補齊短板,實現對貧困對象的有效保障。在這里,各種經濟社會政策的整合是促進貧困群體韌性形成并謀求新的發展的重要條件。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剛剛走出絕對貧困的人們尤其需要適宜的、持續的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支持,而不是政績性、即時性、忽冷忽熱、零碎分立的措施和政策,這樣可以使經濟—社會政策更有韌性,形成制度化的支持體系,有助于避免脫貧攻堅結束后因支持政策缺失而出現貧困群體的“退行現象”。應該說明的是,持續的經濟—社會政策并不是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內在組成部分,但它是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形成的重要條件。

        需要再一次指出的是,貧困群體的經濟韌性、社會韌性、心理(文化)韌性是連在一起的,貧困群體的韌性應該具有經濟—社會—心理(文化)三位一體的特征。按照這種看法,在反貧困實踐中,經濟、社會、文化及政策方面的努力應該是整體性的,要在各個環節促進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的成長。

        比較明顯,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也不是一蹴而就和在短時間內可以形成的。作為面對困境的抗逆力和堅韌前行的穩定的心理特征和行為取向,這種韌性需要認真地去建構。這里需要反貧困的參與者們(包括扶貧工作者與貧困群體等)認真設計并協同推進反貧困行動,需要他們對經濟活動成功或挫折的理性態度,需要他們對這些經濟現象的理性分析、總結和思考,還需要將它們沉淀為可以借鑒的經驗或教訓,成為一種內在資源?;蛟S可以這樣簡要地概括反貧困的經濟—社會韌性的形成機制:對貧困群體文化中積極要素的激發,不是籠統地認為該群體不思進取,而是看到他們有被長期壓抑、希望改變不利處境的愿望,要以這種點滴的改變愿望為基礎植入改變的希望,并將其納入改變(反貧困)的行動;在協同的反貧困過程中,工作人員對反貧困成就的贊賞,面對臨時挫折時一起堅持,并將其中的堅持努力作為經驗予以強調、加以內化;在整個協同反貧困過程中,不回避困難和挫折,但適時強化反貧困的積極經驗,能操作化地形成點滴的、向前的、積累性行動,并進一步積累,將其內化為貧困群體的有新要素的文化,進而形成有自己經歷的經濟—社會實踐的經驗范例以指引思維和行動取向。也就是說,這種經濟—社會韌性的形成需要反貧困參與者(特別是扶貧工作者)細心的建構,要有對協同反貧困行動及其效果的敏感性和反思性,要在協同的反貧困實踐中有與扶貧對象的溝通理性(或“交往合理性”)行動[12],這需要他們較長的甚至是充滿曲折的協同實踐。

        五、結語

        本文討論后脫貧攻堅中貧困群體經濟—社會韌性建構問題,好像是從負面切入的。但是從我國的反貧困實踐看來,這一討論和分析并不是多余的。其現實根據是這一群體的經濟—社會能力還比較脆弱,他們生活于其中的經濟環境也具有多變性和強競爭特征。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機遇和挑戰,為了實現這一群體的穩定脫貧,《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指出,要“依靠自力更生實現脫貧致富的意識,更加注重提高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加強開發式扶貧與保障性扶貧統籌銜接,著力解決‘一兜了之’和部分貧困人口等靠要問題,增強貧困群眾內生動力和自我發展能力”[13]。2019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脫貧攻堅期內已脫貧的貧困縣、貧困村、貧困戶,相關政策要保持一段時間……貧困縣脫貧摘帽后,要一手抓剩余貧困人口的減貧,一手抓已脫貧人口的鞏固提升,有效防止返貧和產生新的貧困人口。這些應與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相關。面對使貧困群體穩定脫貧、持續發展的任務,除了集中力量幫助貧困群體在經濟上走出貧困之外,增強其經濟—社會韌性是應對可能的經濟挫折、家庭經濟狀況改善放緩的重要工具和預防性措施。經濟—社會韌性是貧困群體的寶貴財富,也可以成為他們反貧困和實現經濟發展的資本。在后脫貧攻堅中,建構和增強貧困群體的經濟—社會韌性顯得尤為迫切,反貧困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應該體現這一內容,扶貧工作者應該有意識地將這一內容納入自己與貧困群體共同的反貧困實踐中。只有這樣,我們才有信心期待反貧困取得持續的效果,實現有韌性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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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ɑ痦椖浚航逃恐卮笳n題攻關項目(09JZD0026)“中國特色社會工作制度和模式研究”)

      [ 責編:劉夢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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